此时的皇帝显得极为真诚和迫切,他语气非常恳切地说:“何治天下其要有几,施于今者宜何先。”请大家对国家弊政和治理举措畅所欲言。然而,在场的人们却要么怯懦不言,要么絮烦老套,始终提不出什么好的建议。
范仲淹也参加了这次会议,他悲哀地看到,国家根本就缺少既有勇气又有能力主持变法的人才。他明白,在这个强敌环伺的大宋,如果国家稍见颓势,草原民族的铁蹄立马可能踏入中原,让这里生灵涂炭,大宋等不起,黎民百姓更等不起。
好吧,“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”,哪怕最后是粉身碎骨我也认了,本着“苍生己任”的使命感,范仲淹回去后随即连夜呈交了那篇着名的近万字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奏疏,从澄清吏治、富国强兵、厉行法治三大方面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:
一是“明黜陟”,即制订考核官员绩效标准。当时官员们不管干得如何,“文官三年一迁、武官五年一迁”全部按资历排序,即便是“人品低劣,人莫齿之”,也能三年一迁升到卿监、丞郎,这样的情况“比比皆是”,而“有大功大善”的官员,也不会得到特别提拔,因此重新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考核标准非常有必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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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“抑侥幸”,即限制恩荫子弟。以前宋真宗为了实现他的“东封西祀”减少阻力,就大肆封赏大臣子弟,并且制定政策让中高层官员均可奏请荫补子弟。如此导致更加阶层固化的制度,也必须改革。
三是“精贡举”,这一条主要是指科举考试改革。范仲淹建议把原来进士科的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、重管理实践,把明经科的要求死背经书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,目的就是要培养出更多有思考能力、有实践水平的好官员。
四是“择官长”。为防止庸官上位,选派官员要通过根据新设定的流程来进行推荐和审查;每年还要对照考核标准,派出得力的人员往各路各州检查政绩;中央再根据考核结果,奖励有能力的,罢免政绩有亏的。
五是“均公田”。当时各地政府都配有公田,公田的租金收入就补贴给地方官,作为养廉费用,但是存在公田分布不均的问题,范仲淹提出应该重新分配外官公田,让大家在真正在收入上实现公平公正,这样才能更加用心地干活。
六是“修武备”,即改革兵制。当时宋朝兵员的单兵作战能力明显较弱,可又不能用恢复汉唐旧制来实现强军,那就需要用人数的优势弥补战斗力的不足,结果又导致了财政负担过重。范仲淹认为,唐代的府兵制继承了古代寓兵于农的传统,值得肯定与恢复,建议在“京畿”厢军先做试点,“三时务农,一时教战”,这样就可以省去专门养兵的费用。
七是“厚农桑”,即加强农业建设。为了敦促各级政府开垦荒田、兴修水利,中央新制定了一套相关考核官员的制度。
八是“减徭役”。合并人丁较少的县,以减少平均到每个百姓身上的傜役;同时大量削减皇宫里一些不必要的耗费。
九是“推恩信”。定期派出督查工作组,专门督查地方是否将中央政策执行到位,一经查实有违反不办的,立即从严从重处罚。
十是“重命令”,即建立稳定的法制。大宋建国八十多年来,四个皇帝立了太多的法律条文,有的还相互矛盾,这就让民众们无所适从,因此范仲淹建议删去那些繁杂不合理的条款,重新颁布可以长久推行的法令。
这十条,即使从现在的角度看来也都是切中时弊的好政策。赵祯接到范仲淹、富弼的奏疏后,非常振奋,立即昭告天下开始变法,着名的“庆历新政”就此拉开了帷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