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像后面明清的闭关锁国，赵祯时期的思想是极为开放的，打开国门、包容并蓄的重商文化是当时的主流思想，这让宋朝的商品经济高速发展，逐渐摆脱了农业的束缚，毫无争议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。按1990年的美元基准，宋朝的人均GDP在 600美元，这项世界纪录一直到西方工业革命后才被打破，保持了五百年之久。

当时，欧洲和阿拉伯地区的人们需要大量进口宋朝的瓷器、丝绸、茶叶以及大量的手工业制品，商队从茫茫戈壁而来，穿过狭长的河西走廊，再渡过黄河，就来到了大宋境内采买货品。一直以来大宋倡导自由贸易，主要靠卖商品赚了不少钱，但是这到了赵祯执政的后半段，事情慢慢就发生了变化。

嘉佑时期，随着西夏向西向南的扩张，不断侵占吐蕃和回鹘的地盘，党项人逐步全面占领了河西走廊，在宋夏交界处设置了西平军司设卡收费，在河西走廊西端的伊州（今新疆哈密市）设置了黑水镇燕军司，在宋辽夏交界的地方设置了黑山威福军司，彻底卡死了这段沟通东西的商路。

商队想绕过去是不可能的，这片区域南面是缺氧的青藏高原，北面是风沙万里的戈壁无人区，欧洲人、阿拉伯人也只能拿出相当一部分货款去缴了关税，剩下的钱才能用来购买货品，这就导致宋朝在贸易上赚的钱一下子就少了很多。后世总有人说西夏就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拦路抢钱团伙，这句话是有道理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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咋办呢？赵祯和富弼很快就找到了办法——打开海路，开启“大航海时代”。西夏这招"陆路卡脖子"反倒成了历史的神转折点:就像被强敌硬逼下崖壁的雏鹰，突然发现大海才是星辰所在。富弼捋着胡须笑道："他们堵了河西走廊，咱们就开条海上天路！"从此，大宋的商船不再与骆驼较劲，转而与鲸鲨共舞。

朝廷在广南、福建、两浙三个区域设立多个港口，形成了完备的多层次的出口运输体系，广州、泉州后来逐步成为了名震世界的超级港口。为了更好地做好管理，朝廷分别在各港口设置了市舶司、市舶务这样的专门机构，还设置了海军，为船只的近海航行提供安全保障。

宋朝人不仅卖货给外来的商旅，他们自己也造船做起了远洋生意。宋代的造船业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高峰，造船技术远远走在世界前列，那时候福州等地的造船工坊能建造五千料的大船，载重量可达数万斛，而且速度快，船身稳，能抵御强烈的海风，给了宋朝远洋的货轮们极大的航行保障；指南针、隔水舱技术的发明也都在这个时候，其中一些造船工程原理至今仍在使用。

最绝的是船舱里的"黑科技套装"：能预测风暴的观天铜仪，可保鲜三年的腊肉窖藏，甚至还有专门培育豆芽的温室——这是宋朝的"海上菜篮子工程"。当阿拉伯船长还在为坏血病发愁时，宋船医官早已备好陈皮姜茶，这波"中医护航"让外商们直呼内行。

当泉州港的晨雾中升起千帆，广州港的灯塔彻夜不眠，德化的白瓷与波斯的琉璃竞艳，蜀锦与天竺的香料共舞，大宋的市舶司官员们俨然成了古代版投行精英。他们左手握着算盘计算关税，右手挥动令旗指挥船队，腰间还别着《海事法典》——这可是大宋版的"国际贸易规则"，连阿拉伯商人都得竖起大拇指："宋人的契约精神，比《古兰经》羊皮卷还可靠！"

着名的“海上丝绸之路”就此开启，当时与中国进行海外贸易的国家和地区高达50多个，航线最远到达非洲和埃及的开罗。

1987年，考古队在广东阳江海域发现了一艘宋代的沉船“南海一号”，为我们见证了宋朝海路的繁荣，整艘“南海一号”船长30.4米，宽9.8米，排水量估计可达600吨，载重可能近800吨。

“南海一号”清理出的船载文物包括有大量的瓷器、钱币、丝绸、金银铜锡器物、竹木漆器。其中，已出水的2000多件完整瓷器，汇集了德化窑、磁州窑、景德镇、龙泉窑等宋代着名窑口的陶瓷精品，品种超过30种，出水瓷器带有明显的阿拉伯异域风格，被认为是宋代接受海外订货“来样加工”的产品。中国古陶瓷协会会长、陶瓷鉴定泰斗耿宝昌对着“南海一号”上出水的瓷器连呼惊叹：“搞了一辈子的瓷器研究，却从未见过如此多的瓷类珍宝，很多连听都没听说过！”

当西夏人在河西数着铜板时，大宋的商船早已在七海播撒文明。这场被迫的"战略转身"，竟让中华文明比西方提前六百年触摸海洋时代——赵祯恐怕想不到，他无奈开辟的海路，会成为比丝绸之路更璀璨的文明纽带。正如南海一号沉船中那盏永不熄灭的航行灯，照亮的不只是商路，更是文明突围的智慧之光。

这种在困境中开新天的气魄，或许就是华夏文明绵延千年的密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