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的名字,被系统擦掉了。
他的死亡,没有通告,没有归档,没有问责。
我该记下他吗?
他曾是迫害我的一根牙齿,现在他死了,被这口制度的嘴反咬一口,我却要给他立名?
我的指关节捏得发白,笔头一顿一顿地颤着。
空气静得出奇,阿妹早已熟睡,我听得见她轻微的鼻息声,像隔壁墙后被封住的那口井传出的回音。
我咬了咬牙,把那块编号牌翻面。
我没写。
我把它放进袋底,与几块腐蚀严重的编号片埋在一起。
那一刻,我心里像被撕裂了一道。
不是痛,是一种自我唾弃般的沉默。
我知道我在做什么。
我是“选择性记忆”。
而我——曾经发誓要为所有被抹去的人记下一笔。
我第一次违背了这个誓。
我第一次,不做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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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天早上,我蹲在厂后铁桶旁洗手,水冰得刺骨,像用寒意洗清昨晚留下的心理印记。
刘乾过来,递给我一根烟,轻声说:“你记了几个?”
我愣了愣,回:“六个。”
他抽了一口烟,不问更多,只是点点头。
过了几秒,他说:“记得的时候,总会有一个卡住的。”
我看着他:“你也有?”
他咧嘴一笑:“我从不写。写了就容易活不下去。”
我知道他说的不是嘴皮子上的活不下去,而是——心里撑不下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