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完美地扮演起了一个热心、正直、又略带同情心的“中间人”角色。像一个勤劳的信使，频繁地穿梭于省委干部宿舍附近那间雅致的茶馆和A大的校园之间。

在张秘书面前，我仿佛是一个演技精湛的演员，能够精准地把握代海燕的每一种情绪，并将其恰到好处地转达给他。

起初，代海燕对这件事充满了恐惧、委屈和抗拒，她甚至不愿意提及此事。然而，在我“苦口婆心”的劝说下，她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。我能感受到她内心的松动，就像坚冰在阳光的照耀下慢慢融化。

我将代海燕的这些细微变化都如实地描绘给张秘书听，让他能够了解到她真实的心理状态。我会告诉他，代海燕今天的情绪比昨天好了一些，她开始愿意听我提起这件事了；或者说，她虽然还没有完全接受，但也没有像之前那样直接拒绝张秘书的歉意。

每一次这样的汇报，都像是给张秘书带来了一丝希望的曙光。他能从我的描述中看到代海燕态度的转变，也因此对我的“努力”更加感激。而我，则在这一过程中，巧妙地暗示着自己的“调解”正在发挥作用，让张秘书对我越发信任和依赖。

同时，我也会“转达”张秘书的歉意和补偿意愿。当然，这些信息在传递给代海燕时，会被精心过滤和包装。我告诉她张秘书如何自责，如何寝食难安，如何真心实意地想要弥补，甚至暗示他可能会在某些方面提供“力所能及”的帮助。我观察着代海燕的反应，确保她能配合演出。

而代海燕也展现出了惊人的演技和心理素质。她时而沉默寡言，眼神中带着挥之不去的阴影；时而又在我面前流露出恰到好处的脆弱和迷茫，让我有“安慰”和“开导”的机会。在外人看来，尤其是在偶尔通过你了解情况的张秘书眼中，我和代海燕的关系，正因为这场共同经历的“磨难”，而变得越来越亲近。你经常被看到和她一起在图书馆看书（当然，更多时候是在低声交谈），在校园小径上散步（讨论着“如何面对过去”），甚至一起吃饭（“开解”她走出阴影）。

张秘书对我的信任与日俱增，这让我感到既惊喜又有些不安。他似乎将我看作是连接他和代海燕之间那段痛苦过往的唯一桥梁，一个能够理解他内心愧疚、同时又能安抚“受害者”情绪的关键人物。

在我们几次茶馆的会面中，他不仅关心着代海燕的状况，还开始与我聊起一些其他的事情。有时是工作上的感慨，他会感叹职场的艰辛和竞争的激烈；有时则是对时局的看法，他会分析当下的政治、经济形势，以及这些变化对我们生活的影响。

尽管张秘书依然保持着谨慎，不会轻易透露核心机密，但从他的言语间流露出的信息，以及他对我这个“懂事”、“可靠”的年轻人的欣赏，都在逐渐增加。我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变化，并巧妙地利用这些机会，旁敲侧击地打探一些关于H国际学院和国家实验室的边缘信息。

我会在不经意间提及一些相关的话题，然后观察张秘书的反应。有时候，他会稍微透露一些信息，让我对这两个地方有了更深入的了解；而有时候，他会巧妙地避开话题，让我明白这些事情并非我该知道的范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