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不知道。原本说调去仓储部，但没人见过她出现在新组。”

“她还活着吗？”

他摇头：“厂里有时候人调走，就再也没回来过。没人敢问。问多了就换你走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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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蹲在门口，盯着那道蓝灰色厂墙，看着员工陆陆续续进出，有人抽烟、有人骑车、有人耳机塞着。

他们不知道，那些曾想活着离开的人，现在连影子都没剩。

许洪亮呢？

我曾听说他被送进“心理安置间”，厂区东南的一幢封闭宿舍。

我用望远镜看见那栋楼的窗户，全都贴了防窥膜，门口设岗，进出必须有指令码。

我写了张纸条，绑在一只装饭盒的塑料袋底部，扔进了送餐车队伍里。

第二天，那只袋子出现在垃圾桶里，连字都没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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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知道了。

他们一个都没逃出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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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晚，我在棚区小卖部花最后10块钱买了支记号笔，又翻出一个空纸箱，撕成一块板子。

我坐在地上，写下八个字：

“他们一个都没逃出来。”

下面，写了一排名字：

老六、小翠、董姐、老杨、韩一鸣、许洪亮、庄悦……

我把这块纸板钉在城市南站洗手间外的告示墙上——那里每天至少有五百个路人经过。

我站在旁边，看着每一个人扫一眼，然后——

转头走开。

有几个年轻人拍照，有人悄悄笑了。

还有人指着我对同伴说：“神经病吧……又在闹失踪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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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本以为，会有人问一句：“谁是老六？”

可没有人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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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到棚里，老秦一边炒蛋，一边说：“你还真贴了？”

我点头。

他叹了口气：“我跟你讲个事。”

“你说。”

“十年前，我们这儿有个老人，从老矿坑出来，带了一卷‘采空区崩塌’图，说那是矿主瞒着政府的‘红线图’。”

“他天天站路边举图，说‘别再挖了，会死人’。”

“结果呢？”

“他图没挂两天，就被派出所以‘扰乱秩序’带走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