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这只是他的想法，别人并不这么看。朱昭熙既已就藩，留在明国的于谦，便成了人人疑忌的“后手”。

有说他是朱昭熙安插在朝中的卧底，也有言他背主忘恩、攀附皇权。文官们排挤他，武官们防他，连原先的故旧也渐渐疏远。更有甚者，将他贬谪为“政客小人”，当面不言，背后毁之。

朱瞻基谋反之后，这一切更是迅速恶化。他目睹诸王被戮，皇帝被杀，朝廷更换如走马灯，而自己一纸任命，从北直隶布政使骤降为浙江学政，继而更是只剩一县之地可堪栖身。

他曾想上书辩解，可纸未出，便有人提醒：“如今世道未定，于公若非虞王旧部，谁会留你性命？”

这一句才是点破他所有幻梦之语。他不是不忠之臣，也不是奸猾之辈，他只是——不被信任罢了，成了双方都会拉拢，但双方都不会信任的人罢了。

初到钱塘时，他还抱着一丝希望。这里是江南重镇，文风鼎盛，人才辈出，若能教育士子，传播纲常，或许仍有余地施展理想。

然而现实却远比想象更为残酷。朝廷对江南早已力不从心，藩王们封闭港口、世家大族控制粮道，海商则转投南洋、琉球、北熙洲，江南日渐萧条，百姓四处流徙，读书人连温饱都难以保障。

他巡视钱塘的书院，看着断壁残垣、荒草丛生的讲堂，听着学生抱怨“读书无用，功名难求”，心中只觉得说不出的沉闷。

当年他以为，士子只要努力读书，自有报国之门；百姓只要耕种纳税，便有平安之福。如今看来，一纸圣旨、一次征兵乃至一个念头，便能将万千生灵推入苦海，而自己所谓的忠诚与理想，不过是枉然。

夜深无事，他独自坐于书案之后，翻阅旧日奏章，读到自己曾在北直隶上书建议“裁军以顺中央之威，减赋以均四方之利”时，不由苦笑。

他曾真心相信这些文字能改变国家，却未曾想，这些话语落到别人眼里，不过是“藩王的叛臣”，是“皇帝的两面人”。

有人问他，为何不去投奔朱昭熙？当年若随虞王东渡，如今未必不能为一国之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