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月，伊斯坦布尔。

那天下午我正在行宫里看奏折，窗外的阳光懒洋洋地照进来，把书桌上的茶杯照出一圈金色的光晕。茶已经凉了，茶叶沉在杯底，像是一堆枯萎的落叶。空气里有一股淡淡的墨香，混着窗外花园里传来的桂花香——行宫的花园里种了几棵桂花树，大概是前任主人从东方移植过来的，十月正是花开的时候。

一个传令兵跌跌撞撞地冲了进来。

他浑身是土，嘴唇干裂，眼睛里布满了血丝——这是连续骑了十几天快马的样子。他的靴子上沾满了泥巴，每走一步都在石板地上留下一个脏兮兮的脚印。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双手高举着一封信，声音嘶哑得像是在用砂纸磨喉咙：

陛下……八百里加急……北京……

八百里加急。从北京到伊斯坦布尔，八百里加急要跑多久？至少一个月。也就是说，这封信是一个月前发出的。

我的心忽然沉了一下。八百里加急，从来不会传好消息。

我接过信。信封上盖着内阁的火漆印，火漆已经碎了大半，露出里面的信纸。信纸是上好的宣纸，但被汗水和雨水浸过，边角都皱了，摸上去潮乎乎的，有一股霉味混着马汗的腥臊味。这封信跟着传令兵穿越了半个大陆，经历了风吹雨打日晒，才到了我的手里。

我拆开信，展开来看。

第一行字映入眼帘的时候，我的手停住了。

臣内阁首辅方从哲泣血上奏：太后娘娘于万历四十九年八月十五日酉时薨逝，享年七十九岁。

信纸从我手里滑落，飘飘悠悠地落在地上。宣纸很轻，落地的声音几乎听不到，但在我耳朵里，那声音像是一面鼓被重重地敲了一下。

我没有去捡。

我坐在椅子上，一动不动，像是被人点了穴。

太后死了。

我的母亲——不，是万历皇帝的母亲，李太后——死了。

八月十五。中秋节。她死在了中秋节。前世的中秋节是团圆的日子，一家人坐在一起吃月饼赏月亮。她大概是在等我回去过中秋节，等了十几年，没等到，就在中秋节那天走了。

但她也是我的母亲。穿越四十一年了，她早就不只是万历皇帝的母亲了。她是那个在我刚穿越过来时用试探的目光打量我的女人，是那个在我推行改革时默默支持我的女人，是那个每次我出征前都会在佛堂里念经祈福的女人。

她等了我十几年。

从我离开北京远征欧洲开始，她就在紫禁城里等着。每年的家书里，她都会写同一句话——皇儿何时归来？她的字迹一年比一年颤抖，从最初的端正秀丽变成了后来的歪歪扭扭，但那句话从来没有变过。

我每次都回——快了，母后再等等。

等了一年又一年，等了十几年。

她没有等到。

万岁爷！王福的声音从旁边传来，带着哭腔，万岁爷，您……

他大概是看到了我的脸色。我不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表情，但从王福吓得跪在地上的样子来看，大概不太好看。

我抬起手，制止了他。

然后我弯下腰，把地上的信纸捡起来，重新展开，继续往下看。手指碰到信纸的时候，纸张的触感冰凉而粗糙，像是摸到了一块墓碑。

太后娘娘临终前，曾数次呼唤陛下圣号。太后娘娘遗言：告诉皇帝，哀家不怪他。哀家只是想再看他一眼。

我的手在发抖。

不是因为冷，不是因为愤怒，是因为一种我已经很久没有感受过的东西——悲伤。纯粹的、没有任何杂质的悲伤。像是一盆冰水从头顶浇下来，浇透了每一根骨头，每一寸皮肤。